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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特勒下令处决隆美尔时，只给了他十分钟与家人道别。他望着妻子和十五岁的儿子，低声说：“再过一刻钟，我就会死，罪名是叛国。元首给了我两条路——服毒自杀，或者上法庭。如果选前者，我的罪名不会公开，你们还能拿到抚恤金。”
1944年7月，隆美尔在外出时遭遇美军空袭，重伤送医，勉强保住了性命。
三个月后，他在医院养伤时得知了一个坏消息：施陶芬贝格上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了。暴怒的希特勒逮捕了七千人，其中五千人被直接处决，他们大多与刺杀无关。
隆美尔一听到消息就明白，大祸即将临头。
其实隆美尔早知道刺杀计划，只是他心里并不赞同。他和施陶芬贝格见过几次，两人都认为德国败局已定。
早在北非作战时，隆美尔就看出了失败不可避免。那时盟军炸毁了德军在地中海的补给船，切断了前线部队的物资来源。
但柏林却命令他们死守不退。隆美尔觉得希特勒简直疯了，他没有服从这个荒谬的命令，而是冒险把北非的德军全部撤了回来。
这件事让希特勒对他失去了信任，不久就把他调到了法国，担任西线B集团军的司令。隆美尔坦然接受了调动，还满怀热情地投入了新工作。
可是现实的残酷和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之间，矛盾越来越深，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。1944年6月，盟军打进法国51配资，隆美尔不愿做无谓的抵抗——在他看来那只是让士兵送死——所以他决定开放西线。
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因空袭受伤住进医院，西线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，数百万德军便已丧生。
施陶芬贝格上校和隆美尔有着相似的痛苦。他也越来越看清希特勒必将失败，不忍心再看士兵白白牺牲。后来他因伤调回国内，加入了一个叫“黑色乐队”的反抗组织，并成为核心成员。
在施陶芬贝格看来，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刺杀希特勒。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隆美尔，但具体的行动计划，隆美尔并不清楚。
7月15日，施陶芬贝格按计划实施了刺杀。他把定时炸弹带进希特勒的会议室，可惜希特勒没有被炸死，只是大腿烧伤、耳膜震伤。
刺杀失败后，好几个人供出了隆美尔。虽然证据并不充分，但一位曾被隆美尔羞辱过的军官趁机添油加醋，最终让希特勒下定决心：隆美尔必须死。
希特勒给了隆美尔三个选择：
第一，上军事法庭，以叛国和勾结反对派的罪名受审；
第二，公开认罪，家人也会被牵连；
第三，不必审判、不必认罪，只要自己服毒自杀，家人就能平安，抚恤金和荣誉也全部保留。
隆美尔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三条。
10月14日早上，隆美尔隐约感到不妙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今天要么没事，要么晚上我就不在家了。”
快中午时，两名军官按响了他家的门铃。简短交谈后，他们把一支细长的毒药玻璃管交到隆美尔手里。
妻子看到他走出书房时，脸色苍白。他稳住声音说：“我马上就要死了，元首已经安排好了。我会以国葬下葬。一刻钟后，你们会接到医院电话，说我是在路上突发中风去世的。”
“我服毒的事必须保密，只要透露一点，协议就作废，你们也活不成。”
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嘱咐儿子一定要活下去。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，但在当时的德国，对很多家庭而言，活下去早已是一种奢侈。
妻儿泪流满面，隆美尔却平静地换上了他最爱的褐色非洲军服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，拿起象征一生荣誉的元帅权杖，走出了门。
他独自走到车边，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后座。车门关上，车开了五分钟，最终停在离家五百米外的一片小树林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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